《大同公交50年》各历史阶段发展状况之文化大革命时期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由***错误发动、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、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害的内乱。在这次政治运动中，我公司大多数积极参与，使运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。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1969年3月2日，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之后，全国进行战备工作，我公司为了适应战备需要，也投入大量人力，物力进行战前准备，运营生产受到双重影响。直到1971年9月29日，公司恢复党组织之后，运营生产才得到恢复和发展。特别是1975年9月15日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会议和1976年6月15日公司党总支组织学习《鞍钢宪法》之后，公司运营生产完全步入正轨并得到长足发展。

1966年，我公司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成立了“文化革命”领导小组和红卫兵组织。为了适应“文化大革命”潮流的需要，1966年8月，公司更名为“大同市人民汽车公司”。同年10月公司相继成立了“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大同军团十三分团”“红卫兵团”和“工农商学兵造反兵团”等群众组织。这些群众组织在企业指头当权派，相互辨论，有时还发生冲突。在社会，有的参加了大同“1·20”夺权，有的参加大同“3·16”夺权。红卫兵团在大同市有关组织的支持下于1967年6月筹划成立了“革命委员会”。在当时，红卫兵团是少数，大多数职工不接受其领导。红卫兵团为了镇住不服领导的职工，从驻同某部队抢回步枪30－40支，武装了红卫兵团，从而使红卫兵团占了优势。但多数人回家以不上班的方式的方式加以抵制，遂使公司陷入瘫痪状态。

在全国“文化大革命”进入踢开党委闹革命、自发或受命成立各派群众组织的时候，党组织在公司基本瘫痪。在各组织批判当权派的时候，行政工作也渐渐失去领导作用。当时在各条线路坚持上班跑车的职工，靠的是对党的忠诚与责任感。当两派严重对立的时候，2路和4路停运，只有1路、3路、5路、6路几条运送矿工上班的线路坚持跑车，但也受到很大影响，使公交矛盾日益突出。为此，大同市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有关指示，给公司派来军宣队和工宣队。两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公司后，经过调查认为，原革委会是搞派性的，报请上级有关单位后，将原革委会成员全部撤掉。1969年末，大同市革委会选派梁永秀为组长，陈卓为副组长，李贵发、马双喜、张延霈为成员的五人临时革命领导小，全面负责公司工作。1971年9月29日，大同市委任命张随远为公司党总支书记，王运成为党总支副书记，委员有王贵堂、王人骏、姚存富、李贵发、李登弟。同时将梁永秀、陈卓调走。同年，由李贵发担任生产组组长，姚存富担任车队党支部书记，提拔驾驶员薛礼德担任车队队长。至此公司各种矛盾得以缓解，两派对立情绪也逐步消除。

1969年3月2日，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珍宝岛地区之后，毛主席提出加强战备，准备打仗。我公司于1970年3月，将所有公共汽车喷成军绿色，以防空袭。1971年9月13日，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。在战备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。1、按照上级划分的地段深挖洞；2、在新开里新建了地下停车场；3、参加了环城地下通车工程建设；4、将车队建制变为车排、班建制。1973年10月，公司又更名为大同市公共汽车公司。

1969年4月，公司开通了西门外至古店钢厂的8路公共汽车；1972年和1973年举办了两期驾驶员培训班，培养驾驶员50名，全部充实到一线跑车。1973年，在车队实行了定线、定车、定人、定收入、定材料消耗“五定”工作；在修理厂实行了保养、大修车定额、定工时利用率、定人、定材料消耗、定质量要求的“五定”工作。1974年，完成客运收入230.5万元，上交利润8万元。1975年末，公司职工人数增加到989人，运营线路增加到12条，运营客车达到81辆，使公司生产形势有较大好转。1976年6月15日，公司党总支按照上级安排，组织学习了《鞍钢宪法》后，在公司成立了“工人管理委员会”，车队成立了“工人管理小组”，并设立了五大员，使公司生产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。

从1966年“5·16”通知到1976年的10年中，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但是也有明显的发展。1975年运营车辆比1966年增加了80%，运营里程增加了69.6%，人员增加了149.1%。但在站、场建设及设备、设施上都赶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。1976年，大同市政府给公司投资230万元，解决了和平街建站和大修厂喷漆车间的建设问题。同年7月14日，大同市委基建政治部批准公司撤销党总支，建立党委，由张随远担任党委书记，杨润和、石贵山、王运成担任党委副书记。同时，成立了组织科、宣传科、党委办公室、武装部、保卫科。1976年9月13日，山西省建委在我市召开的“城市公共交通现场经验交流会”上，公司介绍了经验。

（《大同公交50年》2004.4编撰）